读高居翰的画论，他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记史，就是历朝兴亡史，前朝的兴衰由后朝史家载录，而且每一朝代大抵都是圣祖、明君所创，最终则亡于积弱无道的昏君。
不仅中国如此，据我所知，韩国史家也照鉴了这一模式，早期的日本论著亦不例外。这样做的好处，一来是为自身引经据典、寻得安身立命的依据，二来则是明诫本朝子孙臣民——后者在族群内部的表现是具体而微的《家训》一类。
因此，所有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自然而然就有了无漏的法度；当一种不可见的脉络将所有事件串联起，任何的人或物或事，便不可游离在外、不受制约了。
二分法的真正出现，高居翰引用董其昌的思维，最为典型的当属禅宗。至禅宗伊始，站稳脚跟的方式就不止于寻根问祖、靠上传统一种做法，还大可以斩荆劈棘、另立门户。
然而，在中国一切事物的发展史，似乎永远不存在平行发展互不隶属的关系，即使禅宗抑或者画史上的“南北宗”论，到头来还是必须争个高下，依然翻不出“正统”一路的跟头。

今早读报，看到所谓“文化多样性是垃圾”的言论，让我突感哭笑不得。
平心而论，要坚持“多元”，远不及主张“一元”走得舒坦，想要面面俱到而不褒贬袒诋，除非是局外人，不然哪能不渗入自己的好恶呢？哲学上的几元立不住脚更无需谈。
也许，多元还是不错的选择，此消彼长不乏热闹，好比一人兼多重性格，受罪却不腻味。
只是，不要多重人格就好。

我往阳台上一站，不愿进屋了。天气好的让人觉得外面就是天堂，尤其风扑面而来的间隔。
下周末去爬山吧。

今天看到一句话，乐得合不拢嘴，接下去一个月我可以笑饱了。

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垄断，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企业。

上海举办爵士周，我在家庆祝我的电影周。老蔡一再推荐《别人的生活》(Das Leben der Anderen／The Lives of Others)，说既然你喜欢《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那么一定不能错过这部片子。
事实上，两者太不同。
本来打算写篇稍长些的影评，不过在阅读了王怡《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电影〈窃听风暴〉》和胡佳夫人曾金燕的《感受〈窃听风暴〉》之后，我决定放弃。
片名有点意思，中文译名普遍取了《窃听风暴》，未看过本片的观众大概以为又是一部好莱坞大片。我个人更喜欢《别人的生活》，其他国家地区也都是采用德文 Das Leben der Anderen 的直译，不知道为什么华文如此看重挖掘文字，而忽略剧情的发展——当影片结尾，Georg Dreyman 下了车，欲前又止，继而重新上车驶回家；Gerd Wiesler 折回书店，凝望着扉页上的 HGW XX/7 ，然后平静地走向收银台，掏钱买下这本书。两人最终都没有打破别人的生活。

比起上面两篇观后感，我更喜欢《纽约时报》的评论，尤其这两段：

And even as they are, to some extent, enacting a morality play, the actors also seem like real, vulnerable people forced into impossible choic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Ms. Gedeck, whose natural nobility — her height, her carriage, the strong line of her jaw — makes Christa-Maria’s half-hidden fragility all the more poignant.

Georg and Captain Wiesler, though they occasionally waver and worry, remain true to their essential natures, and thus embody the film’s deepest, most challenging paradox: people don’t change, and yet the world does.

好的影评应切忌过度引申，要专注影片本身。这条就用来勉人和自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