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年前曾答应过卡，要写一篇关于元宵节的文章。今日恰元宵，思来想去还是动笔写吧。

中国的民间节庆，到如今大多已成了传说。Bere 的朋友 M 曾满腹疑问：为什么从来不见中国人在街上庆祝节日？我说：有吧。M追问道：哪儿呢？我怎么没遇上？不语，心里想：我说的那是往事。
汪曾琪描写高邮的端午习俗，我读起来感觉很亲切。旧俗端午那天兴食鸭蛋，连小把戏也真拿它当节一样过。我小的时候，每逢端午母亲便会用花色绒线织起小网袋，网兜里装上熟鸡蛋（应为鸭蛋，但城市居民很少吃鸭蛋故替之），朝我脖子里一挂，并嘱咐须戴一整天才可掏出来吃。弄堂里的小把戏人人都如此，我跟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亮亮总争比一番：谁的网兜颜色鲜艳啦、谁的鸡蛋个大一圈啦、谁的鸡蛋壳更白净啦，有一次居然把蛋壳拨了比试起蛋黄的老嫩。蛋既然被拨去壳，当然不能再装回网兜里头，我们商议后决定互吃对方的鸡蛋，好逃过大人们的责罚。结果小聪明奏效了，不一会儿各自胸前重装上一枚鸡蛋。翌年，两个淘气鬼等不及要吃鸡蛋，又编造出不小心跌了跟头蛋壳摔碎的谎，大人们居然也信。
而说到元宵夜的大街，那简直是全体孩童的天堂。
元宵年年都在豫园设灯会。念小学时去逛过一次，人太多，只能看到脊背。但大街上就不同，因为满大街的孩子都在拉兔灯。为什么花灯是兔子造型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打小拉的就是兔灯，后几个年头也曾见过当年生肖造型的，有猪灯、鼠灯，但都凤毛麟角。卡问我有没有蛇灯？当然没有，蛇那体型可不容易做成花灯，我猜他没看见过中国的兔灯，所以问出这个问题。
兔灯一般都是各家各户自个儿扎制，大约的过程是：先拿劈削得细细长长的竹条搭出兔灯的骨架，兔身、兔头、兔耳、兔尾一步步来，随后固定在四个轮子的底座上，底座木块上反钉一枚钉子，用来插蜡烛；底座前端拴上绳子。然后再用白绵纸裱糊包起骨架，最后贴上五颜六色的腊纸描绘出兔子眼睛、耳朵等纹饰，将多余的绵纸规律齐地剪碎开装点作兔毛。
记得每年元宵节傍晚，早早地吃过饭，巴望着天一暗便催促着父母举家出门。每回都得在屋里关上灯点起蜡烛先试验一番，才慢慢拖着兔灯上大街。我父亲早年做过木匠活，手艺极好，我的兔灯都是他做的，忒结实，轮子溜滑。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审美与我相去甚远，凡事只求实用，做出来的兔灯不怎么美观——从我拽着它从家门口一路拖到大街上从没有人赞叹过一句我的兔灯漂亮就可知一二。
那年头，无论什么车子都约定俗成不上街，整一条马路，上百个孩子拖着兔灯从这一头拉至那一头，来回转上好几圈。那场面真叫壮观。有些兔灯做得不怎么地道，蜡烛稍微磕磕碰碰就把兔灯烧着了，付之一炬，父母好歹劝不住又哭又闹的孩子，经过他们身边的小孩们却得意洋洋看起热闹，嘴角带着一丝骄傲。上街的都还得多预备火柴蜡烛，要是风一大，灯容易熄，所以起风关头人们都赶紧用身子护住兔灯；多备蜡烛则是为了尽情，在兴头上，多拖个三五圈，不用操心没蜡烛的尴尬局面。
倘瞥见造型别致的兔灯，周围人立即都投射出羡慕的目光，嘴边啧啧称奇。有一年我见到一只巨型兔灯，有脚踏车那般大，那家的孩子像个小皇帝似的竟然坐在超级兔灯里头！看了真叫人不敢相信。光顾着转脑袋盯望，险些让自家的兔灯翻跟头。也有迷你型兔灯，甚是可爱，因其小巧，整只花灯被蜡烛照得分外红彤彤。除了纸糊的兔灯，也有人家或懒或拙，从世面上买回塑料兔灯，灯泡代蜡烛，电池供电，虽经摔经颠，但毕竟不是出自手工，拉的孩子也显然底气不足，满脸兴高采烈不起来。另外也曾目睹玻璃兔灯，红色玻璃做的，提在手上，精致夺目。
说起这手间掌的花灯，就不能不提到我的一位堂姐。她家住的离我家不远，在街上偶尔能遇到。某年上元她自己做了顶小桔灯，我迫不及待凑上前去，还能闻出橘子皮的香味。堂姐当宝贝一样不让人碰，我跟在她身后缠了大概几十米远，她才肯让我掂两下，没等我想摸摸那橘子皮烫不烫，已被堂姐一把夺过。我将橘灯这事告诉卡时他说他知道，读过冰心的《小桔灯》，这在我看起来也是件挺奇特的事。

天阴了。想去理发。坐着顾客，红发女人。蘸着奶油似的粉色发膏。坐下等。
再做个护理？女人要求。理发师说不用。女人坚持，打电话回家。十分钟后，她的儿子扔下两盒护发素。
干净的碗？女人要搅拌两罐护发素。理发师慌忙四顾，就好像这里是别人的工作间。只有塑料杯。护发素挤不出。天冷冻住啦，急急解释。那请你到旁边挤吧。
坐上座椅。电推剪在脑袋上乱跑。弧度，左边。然后右边。
钳子？罐头太硬。理发师停下，拉开抽屉。于是女人手中便有了把钳子。
碎发下落。喜欢嗡嗡的电推剪噪音。
剪刀？钳子没用。女人再次得到一把剪刀。真麻烦！理发师讨厌被打断。
一只蜜蜂飞入房间。眼珠开始360°转动。蜜蜂撞了下额头。吹了口气。
罐头被剪开。女人扬扬自得。理发师转过身看。
镜子里，耳朵动了一下。耳朵居然也会动？侯劭安的耳朵就会动，很灵活。没错。
蜜蜂终于冲出窗外。起身，照了照镜子。我很喜欢。

昨晚做了一个特奇怪的梦，我们家在浙江有一座祖上留下来的宅院。宅院曾经还是朱熹的故居。这是后话。
这宅院很壮观，跟个庙堂似的，还有长长一段台阶。我梦里开头的场景便是一大群人闹哄哄下台阶，从宅院里往外搬东西，我边对人群喊叫边赶紧着往上冲，待到视角和最高一层台阶齐平时，惊讶地发现好端端的阁楼让去了第二层，空留下个架子充当楼牌，我生气捶胸——这宅院必叫政府充公了去改建为博物馆。
之后十几分钟的梦发生在上海石窟门房子里，一家人抱怨天底下没有王法，我心里琢磨着不是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转念一想，哦，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搁我们这儿全没那套说法。于是又埋怨：你说政府可真抠门，这么一座祖上留下来的宅子都叫你收去了，竟然也不给我们再安排个好住所。这个要求有据可循啊，不是说人家把传家宝贝上交给博物馆，博物馆作为酬谢尚且买房送车，解决子女的入学问题嘛。我这么越想越气。
除了骂骂咧咧以外还经不住后悔及心痛。后悔的是那会儿住宅院里时没把角角落落装在脑海里记个仔细，现在想看却看不着。之外更痛心祖上的家俱、规矩的布置，让众多游客你摸一下我摸一下用不多久便碰坏了。
于是我反复祈祷这只是梦，我怕醒后我父母告诉我那宅子的的确确是被抢走再也要不回来啦。愈这么想，我就愈希望这个该死的梦能尽早结束，因为我没有比在梦中那段岁月里更怀念珍惜这座宅院。
随后果真醒了，依旧耐不住沮丧。想想梦境里清醒的时刻能成什么样？而真实世界梦中的片段又如何？我起身去洗脸。
哪来的祖宅嘛？于里于外，都只是梦而已。
即使我曾经离它那么近。

武定路的公厕。瓷白的小便池上，一只蚂蚁悄悄地打转，特别显眼。看着它，我回忆起 François Ozon 在 X 2000  中聚焦特写的却是一堆蚂蚁，搬糖的蚁群。除了蚂蚁，就是间夹杂音的无声。我喜欢这种自然的希声。然而，耳塞最末传出的却是王菲的空灵唱响：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长长的思念，终于断了线。
剩下的断线，总能引起人们很多的猜想，比如线原本连着的风筝有多漂亮呢，风筝与线圈之间的配合有多默契呢……可是手握着断线，纵然似乎有很多故事，终究仍是一根再普通不过的线，终究还是淡如浮云、朝夕变化。
966路。我对售票员说要到复旦大学。紧挨我邻座的女生亲切地问：“你也是复旦的？”我注意到她用了“也”，这说明她在暗示自己是复旦在校生；之外，就是对能在车上遇到我这种长相容易给人造成是复旦学生错觉的人居然口口声声表示要去复旦且又恰巧坐在了她——一位真正复旦人身旁时所表现出的应有的激动与惊讶。这是很能理解的。
“不是，只是去复旦。”我微笑地回答，随即碰破了无数诸如“哪个学院”、“今年大几”、“课程如何”、“宿舍在哪”的肥皂泡。好在我回答得迅速干脆，并没有造成邻座的情绪低落。
我至今不知道喻超淘书的书店在复旦哪个角落。小W说在复旦读高复遇到的竟是喻超，更让我摆脱不了硬要将喻超与复旦联系起来的怪逻辑。
复旦的正大门很小不够气派，我始终无法相信这是一座百年老校的大门。我向警卫求证了三遍，人家肯定已开始怀疑我的智商。这不明摆着么，进门一尊毛泽东像，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正门，傻子才心存疑问。可惜傻的并不唯独我一个。
坐在北门大草坪上，心里忍不住再三惊叹复旦新造的楼极为摩天，给人高耸入云的感觉。草坪上一个留学生翻着跟头，没有罢手的意思。Bere说哪里都有蠢人。无言以对。其实我挺欣赏蠢人的，真的。
风很大。蚊子很多。生活很惬意。